台灣經濟找不到方向 500萬上班族賣肝窮忙

為何台灣的上班族年薪只有OECD國家一半?為何台灣的上班族時薪不到先進國的三分之一?不論是製造業、服務業,都是工時過長、薪水偏低。為何即使是高科技產業員工,都必須過著朝十晚一的畸形生活?找不到產業升級的新方向,台灣已經陷入嚴重的苦勞經濟!

時間是凌晨一點,張鳳茹(化名)騎上她的五十CC摩托車,二行程的引擎聲實在刺耳,但她管不了那麼多了,狠狠催動油門,急著上路。此時此刻,如同過去四年來的每一天,張鳳茹剛剛結束十五小時以上的工作,帶著一身疲憊,下班回家。

在高科技公司上班的她,距離住處其實並不算遠,騎車大約只要十五至二十分鐘。路程雖然不長,但她說,每天回家時路邊的住家和商店幾乎都已熄燈,人行道空空蕩蕩,路上也沒有太多車子「作伴」,「二十分鐘的路,前半段總是害怕,騎到後半段,常常忍不住感到心酸。」

「有一回,意外能在晚上十點『提早』下班,回家路上看到幾家商店的招牌還亮著燈,竟然感動地想哭。」她說。

張鳳茹今年二十六歲,她的工作是責任制,所以上下班的時間並沒有硬性規定。「但工作很多,如果沒有在早上十點以前到公司,恐怕真的要在辦公室過夜了。」她苦笑著說,自己的生活是「朝十晚一」,早上十點上班,午夜十二點以前不可能下班。

忙碌的她,每天仍然固定吃「三餐」:
早餐?「上班路上買個三明治,到公司吃。」
午餐?「因為早餐很晚才吃,所以就省了吧!」
晚餐?「通常在便利商店買個微波食物解決。」

那麼,第三餐是?「每晚一點多回到家,一定要在冰箱翻出食物,邊看電視邊吃剩菜。無所謂看什麼、吃什麼,只是,一定要經過這個『儀式』,才有那麼一點『家庭生活』的感覺。」她無奈地說。

拿青春賭明天/每天工作超過十四個小時

張鳳茹和父母同住,但多半只有周末才能碰到面、講講話。一次,媽媽忍不住念她:「工作不能留到明天再做嗎?差那幾個小時會怎麼樣?」張鳳茹頂嘴:「你覺得我很喜歡待在公司嗎?不行就是不行!」
能夠進入高科技公司工作,照理說,應該是人人稱羨,但是過長的工時,完全沒有生活品質,卻讓張鳳茹深感痛苦。

其實,她真的搞不懂自己為何必須「朝十晚一」。
一度,張鳳茹以為是自己的工作內容必須克服時差障礙,所以難免晚下班,「但是,公司裡的軟體工程師不必和國外廠商聯絡,工作時間卻比我還長,要到凌晨兩點才能下班吧!」她說,工程師每天大概會接到從各個部門打來將近二十通的「催繳」電話,「我的那個那個??好了沒呀?這東西很急的,你知道嗎?」從早,到隔天一早,一刻都不得閒。

既然與時差無關,超長工時必然另有原因,「只能說,這就是台灣的企業文化吧!」張鳳茹說,同學們只要收入稍好一點的,每天工作多半都是十二小時以上,「我也想過換工作,但工時過長好像已經是普遍現象,在這樣的就業環境裡,我想,如果我是老闆,也不怕員工流失,反正你到哪裡去都一樣;要不,就是薪水少得可憐!」

張鳳茹說自己的底薪不高,固定月薪不到四萬元,但每年拿到的上百萬元分紅則羨煞同學,「他們想像不到我是拿命拚來的,如果比時薪,我恐怕高不了多少。」她想起小學時的一首流行歌,其中一句歌詞說:我拿青春賭明天!「年輕人好像就是這樣,必須在『收入』和『生活』之間選邊站,若要賭一個稍微像樣的未來,就必須燃燒自己的青春。」

與其說「拿青春換明天」,不如說是「拿肝保工作」來得貼切,許多像她一樣在科技業上班的年輕人,其實都是過著半夜才回家的生活,簡直就是犧牲身體健康換取金錢。

今年的五月一日勞動節,大批學生走上街頭,抗議台灣的就業環境讓年輕人的未來「不是窮死,就是累死」;某種程度上,這番抗議訴求的確符合張鳳茹的體會,對年輕人來說,收入與生活像是一場零和遊戲,窮或累,至少必須選擇一邊,而無法在一流公司上班的人,不僅僅是累死,還窮死!

不是窮死,就是累死/苦勞結構,收入與生活像是零和遊戲

相較於學生團體聲嘶力竭的吶喊,幾個真實發生的數字,已經更直接、更客觀、更有力地說明,台灣勞工正身陷「苦勞」的困境。

台灣薪資成長停滯已是各界普遍認知的問題,據統計,自二○○○年至○九年的十年間,國內工業、服務業平均薪資成長幅度僅○.八%,同期間,以先進國家為組成主體的OECD(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),成員國的平均薪資成長幅度則有一四.四%。

但比起平均薪資成長幅度的落差,更殘酷的數字,是工時與時薪。

在工時方面,據主計處資料,○九年台灣勞工的全年平均工時約是二一二○小時,這個數字,超過所有OECD成員國的工時水準(按:OECD成員國共三十四國,其中八國未在OECD資料庫中提供工時數據),與OECD國家全年平均工時一六九七小時相比,每個月,台灣勞工多出了三十五小時的工作時間。

薪水不漲,工時又比別人長,結果就是時薪的差距更加驚人。○九年,國內工業、服務業的平均時薪約為七.二二美元(以○九年平均匯率一美元兌三十三.○五元台幣換算),不到OECD成員國平均水準的三分之一,就連在成員國中排名墊底的波蘭,平均時薪也比台灣勞工多了一.八美元以上。

據IMF(國際貨幣基金)的資料,二○一○年台灣的GDP(國內生產毛額)可以在OECD國家當中排名第十八位,人均GDP也能排在第二十四位,但台灣人的勞力卻是如此廉價,工時長、時薪低的程度若與OECD成員國相比,別說是遠遠遜於平均值,就連車尾也吊不上。這麼看來,勞工的加薪要求合情合理,那麼,企業為何不願加薪、不能加薪?

「企業賺錢回饋員工是天經地義,但是,賺錢不容易,政府不能只要勞工、不要雇主!」說話的是蔡練生,全國工業總會祕書長,他的這一番話,是針對日前勞委會擬再次調高基本工資的消息有感而發。
只是,企業真的賺錢不易嗎?

「事實上,台灣的企業已經面臨嚴峻的微利化壓力。」蔡練生曾任經濟部國貿局主任祕書、投審會執行祕書、智慧財產局局長等職,長期以來,熟悉國內產業的整體發展與生態,他說,台灣企業微利化的原因,一是原物料漲價,更重要的,是民間企業多半只會賺「管理財」,「說穿了,就是藉由提高製程良率、壓低成本,來創造獲利空間。」

蔡練生強調,「壓低成本是台灣企業的重要獲利方法,這是宿命,也是現實,政府如果不顧現實而調高工資,只會逼得企業出走。」另一方面,如果政府調高工資是為了淘汰低階產業,引導企業朝向高附加價值發展,「那我要問,對於產業升級,政府又提供了多少幫助?」

蔡練生說,政府長期高喊創新、研發,但實際成果極為有限,「台灣申請註冊的專利數量是有不少,但多數都是『製程專利』,沒有真正的創新或發明。」曾任智慧財產局局長的他,說出這句話時格外鏗鏘有力,「台灣企業會製造、會降低成本,但是關鍵技術和品牌、行銷通路等,全都掌握在別人手上,要擺脫微利化的宿命,談何容易。」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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